第十六章 打败前十
我还没有享受多久新婚的甜蜜,就匆忙回到了四处征战的生涯中。
那时候我情绪很不好,2月份在多哈打比赛时,我遇到了一位排名世界前十的选手。就像之前在澳网遇到小威廉姆斯时一样,我打完三盘,彻底地输掉了这场比赛。我被对手压制得很死,而且完全没有逆转的机会。
回到休息室后我一个人洗澡,一边洗一边控制不住地流眼泪。
从我11岁起,我总是听教练在我背后大声呵斥我:“笨!”“你是猪啊?”我的任何一个失误都有可能招来更大的羞辱。时至今日,我已经不需要别人对我吼叫了----我已经将教练的愤怒、暴躁内化进了自己的脑海中。
我不需要教练羞辱我了,我自己会陷入病态的、无法克制的自我羞辱的过程中。
当自己被对手克制住时,我很容易陷入暴躁、愤怒、焦虑、情绪激动的状态中。输球后我恨不得一头撞在休息室的门上。我觉得自己像跌进陷阱的狮子,狂躁地向天空扑去,却越陷越深。我痛恨生活中发生的一切,不断败北和伤痛也令坏心情雪上加霜。我一遍又一遍地痛骂着自己,同时痛哭流涕。
为什么这一切会降临在我身上?
那时我还没有赢过一个世界前十,“炮轰国家队机制”的阴霾还没有过去,外界又有了关于我的新说法,有人说我“一碰到前十就输”,还有其他许多泄气的难听的话,不一而足。
当我保持着相对优秀的战绩时,我可以控制自己去跟这些负面的情绪对抗,但这次失利让我陷入了对自己深深的失望中。日积月累的负面情绪在此刻完全爆发出来了。在多哈的巡回赛结束后,我忽然觉得所有的奋斗都失去了意义,自己一直在错误的方向上行进,背负着一身伤痛和嘲笑,多滑稽啊,我根本不配打网球!我生来就是个失败者!
在更衣室洗澡的整个过程中,我哭得浑身都在颤抖,脑子里盘旋的始终是那些非常消极的念头:你看,别人说的是对的,一跟前十的选手打你就输,这么苦练还有什么意义?
那时姜山还在华中科技大学念书,我走到哪里都是孤身一人,最多有教练和领队伴随。在这种失控的情绪下,我只能给姜山发信息宣泄压力:“看来他们说的是对的,我真的赢不了前十。我永远是一名二流球员,狗肉不上宴席。”
姜山回复我:“其实你已经做得很好了,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,不要对自己要求得太苛刻了。”
他又陆续回了我很多鼓励的话,让我赶紧克制自己、平静下来。
但那很难,我觉得自己的尊严已经像被打破的瓷瓶一样,碎成一块一块的了。
报纸上对我的失败进行尖锐的讽刺的同时,还不忘提及之前的“炮轰”事件。
那感觉就像要你光着脚,从那只瓷瓶的碎片上一步一步踩过去一样。
姜山远在万里之外,身边的人对你的痛苦袖手旁观,谁让你攻击体制呢?我就这样成了全民罪人。就是从那时候起,我看到报纸就觉得双手冰凉,我绝不上网看别人对我的评论,更不看报纸。
在那段时间,姜山忙坏了,他一边要应付学业,一边要帮我做心理建设。
在我心情不好时,他会给我讲很多道理。这些道理我不完全相信,但我很耐心地听着,除了爸爸,没有人这样对我好过,他是唯一一个不计回报、不惜代价、真心实意对我好的人。
我原来是一个非常非常在乎别人怎么说我的人,别人对我的负面评论可以让我很久都无法走出情绪低谷。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要那样对我,我一生没有做过坏事,为什么要这样?
姜山逐渐改变了我的想法,他教我保护自己,教我谨言慎行。他告诉我:我们改变不了任何人的想法。我们能改变的只有自己。
慢慢地,我开始学会一点点,开始懂得保护自己、控制情绪。虽然还是会被伤害,但我知道他永远会支持我。
我在国家队里没有自己专属的教练。大家都是一锅端,我们中国人的传统就是“一锅端”,每个人都小心翼翼地让自己与大多数人一样,一旦超越了大众约定俗成的那条界线,就会立刻招来他人的口诛笔伐。许多人都在用教练教给他的生活方式生活,用父母的生活方式生活,唯独不敢用自己的生活方式生活。而我,就像众多模具中的一个手工制品,挣扎着想要闯出自己的一条路来。因此经常让大家觉得奇怪:你怎么就那么特殊?你凭什么就那么特殊?
我并不是特殊,我只想跟随内心深处的呼声生活。
在我的生命中,我几乎没有为自己活过一天。小时候,我遵循爸爸的意愿,成为一个专业网球运动员。爸爸离世之后,我更不能悖逆他的遗愿。我拼命挣钱,因为这样可以让妈妈过上好的生活。1997年我打到了全国冠军,从此更加循规蹈矩,按照大家理想中的“冠军应该有的样子”生活。
我在物质上不再缺乏,可我内心非常不快乐,我内心深处的那个“李娜”非常不快乐。
在大学休养的两年,我第一次可以随心所欲安排自己的生活,但很快,我又回到了这条轨道上。我也很想做一个乖乖听话的老实孩子,在大多数时间,我也确实做到了。
只是,那个“李娜”非常不舒服,她总在伺机而动,给我惹下一身麻烦。
在国家队的时候,我觉得自己被边缘化了。全队只有一个主教练,那么多运动员要他管理,他不可能对我的训练投入很多精力。没有人帮我进行有针对性的校正,这让我觉得找不到方向。我需要一个可以让我依靠的团队,国外的运动员大多拥有自己的团队,有人帮他们矫正每一个纰漏,根据他们的身体状况做定向定量的体能训练,甚至还有心理医生帮他们做心理建设。相比之下,我们国内的球员想要做出点成绩,基本全要靠自己的悟性了,加上国内总体水平与欧美国家还有很大差距,球员们接触不到一流的对手,对大赛缺乏经验和信心,这样闭门造车显然是行不通的。
顶级球员之间的竞争,很大层面上,也是心态的竞争,得人心者得天下,这句话在球场上也是说得通的。
我身边能帮上忙的只有姜山,而他还在武汉。我们之间还隔着十万八千里。
国家队曾经以我的名义聘请过托马斯教练来中国做指导,但事实上,他要负责全体队员的成绩,无暇分身为我做专门辅导。我一边要靠小米加步枪的打法去和国外装备精良的一流好手们过招,一边不断地承受着“不能打前十”的冷言冷语。我不知道自己怎么才能放松下来。
幸好还有姜山。
能遇到姜山,我觉得自己非常幸运。我们俩是一个整体,如果没有他,我也就不会成为我了。许多我身边的人都问我:你怎么这么听姜山的话?买衣服的时候,谁给建议我都觉得不踏实,只有姜山点了头,说“好看”,我才觉得:嗯,这件衣服果然好看。
这是一个长期养成的习惯。我非常依赖他,因为他给我足够的安全感。他在我心中代表着理性和坚强的意志,有他在身边,我就觉得自己还没有跌入谷底,还可以有翻身的机会。
为了我的比赛进行得顺利,姜山不得不想尽办法多陪伴我一些时间,他像是国家队的一个编外教练,不厌其烦地通过电话和网络对我进行各种劝导。只要条件允许,他会尽可能地观看我的比赛,然后对我提出一些合理建议。
在他的帮助下,我的状况略略好了一些。2006年5月7日,我连续第二年打进埃斯托利尔站的决赛,和队友郑洁实现了会师,这是WTA巡回赛决赛上首次出现的中国德比。
郑洁的先生也是网球圈内人,后来体制松动后,郑洁也选择了自己的丈夫做教练。能和队友在决赛相遇,我也很高兴,这意味着我们国家整体水平的提高。遗憾的是,在比赛之前我的肩伤复发,最后只能在决胜盘弃权,连续两年都是亚军。
网球在运动中算是相对安全的项目,但职业选手还是不可避免地会受伤,运动员身上基本都是伤痕累累的。再好的运动员在伤痛面前也束手无策。
认真算来,我的肩伤并不算严重,膝盖上的伤才是要命的。
但身体上的伤痛和精神上的重负比起来,又显得微不足道了。在我的职业生涯中,我不止一次见到伟大的球员被自己的伤痛击倒。球场对面的敌人容易击败,我们内心深处的敌人才是真正可怕的魔,当我们试图迈向更高境界时,我们首先要击败的,就是我们自己心中的对手,我们自己的心魔。
我在姜山的教导下,逐渐摸索出一些控制情绪的门道。我越来越熟悉自己的心魔,大多数时候,能跟它交手几个回合,或者相安无事了。
心态好了,运气也跟着好起来。我职业生涯中终于打赢了一个世界排名TOP10的选手。那是有着“瑞士精灵”之称的施耐德。施耐德比我大3岁零3个月,身材娇小,长了一张娃娃脸。中国人叫她“小龙女”,因为她右肩上有一个繁体“龙”字文身。费德勒少年时曾经为她当过球童。她和辛吉斯一样来自瑞士,少女时期即以高超的技巧脱颖而出。
我们是在2006年5月中旬举办的德国公开赛中相遇的。德国公开赛是在红土地上进行的比赛,总奖金有100多万。我在八进四的比赛中遇到了施耐德,她是个极有头脑的球员,左手打、正手拉、反手削,打法很适合红土,她最好的成绩也都是在红土场上取得的。许多世界高手,包括辛吉斯、卡普里亚蒂、达文波特、大小威、海宁都曾被她击败过。
这时我正被圈外人的评论困扰,很多人(尤以记者居多)说我“就是打不过世界前十”,这些话让我很难过,自己千辛万苦的付出非但没有得到大家的鼓励,反而被人指指点点,评头论足。有一段时间,我自己几乎也要相信这个说法了,因此在遭遇施耐德的时候,我并不是很有信心。
施耐德当时世界排名第9,她是左利手,每一拍的落点都变幻莫测,我被她调动着,几乎跑遍了球场的每个位置。第一盘就这么输掉了。
在这种情况下,我心情自然很郁闷,又要听一遍“就是打不过世界前十”的魔咒了吗?
当时我大脑里忽然一片空白,难说是解脱还是愤怒,我不再留意其他细枝末节,只管发力去打。最终我拿下了这场比赛。我上前与施耐德、裁判长握手,然后转身向观众挥手致意,那一刻我感觉气壮山河:我做到了!我可以打败前十的选手!
横在面前那么久的一道坎,终于迈过去了。长久以来横亘于胸中的闷气一扫而光,“不能打前十”的魔咒也对我不生效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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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时候我情绪很不好,2月份在多哈打比赛时,我遇到了一位排名世界前十的选手。就像之前在澳网遇到小威廉姆斯时一样,我打完三盘,彻底地输掉了这场比赛。我被对手压制得很死,而且完全没有逆转的机会。
回到休息室后我一个人洗澡,一边洗一边控制不住地流眼泪。
从我11岁起,我总是听教练在我背后大声呵斥我:“笨!”“你是猪啊?”我的任何一个失误都有可能招来更大的羞辱。时至今日,我已经不需要别人对我吼叫了----我已经将教练的愤怒、暴躁内化进了自己的脑海中。
我不需要教练羞辱我了,我自己会陷入病态的、无法克制的自我羞辱的过程中。
当自己被对手克制住时,我很容易陷入暴躁、愤怒、焦虑、情绪激动的状态中。输球后我恨不得一头撞在休息室的门上。我觉得自己像跌进陷阱的狮子,狂躁地向天空扑去,却越陷越深。我痛恨生活中发生的一切,不断败北和伤痛也令坏心情雪上加霜。我一遍又一遍地痛骂着自己,同时痛哭流涕。
为什么这一切会降临在我身上?
那时我还没有赢过一个世界前十,“炮轰国家队机制”的阴霾还没有过去,外界又有了关于我的新说法,有人说我“一碰到前十就输”,还有其他许多泄气的难听的话,不一而足。
当我保持着相对优秀的战绩时,我可以控制自己去跟这些负面的情绪对抗,但这次失利让我陷入了对自己深深的失望中。日积月累的负面情绪在此刻完全爆发出来了。在多哈的巡回赛结束后,我忽然觉得所有的奋斗都失去了意义,自己一直在错误的方向上行进,背负着一身伤痛和嘲笑,多滑稽啊,我根本不配打网球!我生来就是个失败者!
在更衣室洗澡的整个过程中,我哭得浑身都在颤抖,脑子里盘旋的始终是那些非常消极的念头:你看,别人说的是对的,一跟前十的选手打你就输,这么苦练还有什么意义?
那时姜山还在华中科技大学念书,我走到哪里都是孤身一人,最多有教练和领队伴随。在这种失控的情绪下,我只能给姜山发信息宣泄压力:“看来他们说的是对的,我真的赢不了前十。我永远是一名二流球员,狗肉不上宴席。”
姜山回复我:“其实你已经做得很好了,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,不要对自己要求得太苛刻了。”
他又陆续回了我很多鼓励的话,让我赶紧克制自己、平静下来。
但那很难,我觉得自己的尊严已经像被打破的瓷瓶一样,碎成一块一块的了。
报纸上对我的失败进行尖锐的讽刺的同时,还不忘提及之前的“炮轰”事件。
那感觉就像要你光着脚,从那只瓷瓶的碎片上一步一步踩过去一样。
姜山远在万里之外,身边的人对你的痛苦袖手旁观,谁让你攻击体制呢?我就这样成了全民罪人。就是从那时候起,我看到报纸就觉得双手冰凉,我绝不上网看别人对我的评论,更不看报纸。
在那段时间,姜山忙坏了,他一边要应付学业,一边要帮我做心理建设。
在我心情不好时,他会给我讲很多道理。这些道理我不完全相信,但我很耐心地听着,除了爸爸,没有人这样对我好过,他是唯一一个不计回报、不惜代价、真心实意对我好的人。
我原来是一个非常非常在乎别人怎么说我的人,别人对我的负面评论可以让我很久都无法走出情绪低谷。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要那样对我,我一生没有做过坏事,为什么要这样?
姜山逐渐改变了我的想法,他教我保护自己,教我谨言慎行。他告诉我:我们改变不了任何人的想法。我们能改变的只有自己。
慢慢地,我开始学会一点点,开始懂得保护自己、控制情绪。虽然还是会被伤害,但我知道他永远会支持我。
我在国家队里没有自己专属的教练。大家都是一锅端,我们中国人的传统就是“一锅端”,每个人都小心翼翼地让自己与大多数人一样,一旦超越了大众约定俗成的那条界线,就会立刻招来他人的口诛笔伐。许多人都在用教练教给他的生活方式生活,用父母的生活方式生活,唯独不敢用自己的生活方式生活。而我,就像众多模具中的一个手工制品,挣扎着想要闯出自己的一条路来。因此经常让大家觉得奇怪:你怎么就那么特殊?你凭什么就那么特殊?
我并不是特殊,我只想跟随内心深处的呼声生活。
在我的生命中,我几乎没有为自己活过一天。小时候,我遵循爸爸的意愿,成为一个专业网球运动员。爸爸离世之后,我更不能悖逆他的遗愿。我拼命挣钱,因为这样可以让妈妈过上好的生活。1997年我打到了全国冠军,从此更加循规蹈矩,按照大家理想中的“冠军应该有的样子”生活。
我在物质上不再缺乏,可我内心非常不快乐,我内心深处的那个“李娜”非常不快乐。
在大学休养的两年,我第一次可以随心所欲安排自己的生活,但很快,我又回到了这条轨道上。我也很想做一个乖乖听话的老实孩子,在大多数时间,我也确实做到了。
只是,那个“李娜”非常不舒服,她总在伺机而动,给我惹下一身麻烦。
在国家队的时候,我觉得自己被边缘化了。全队只有一个主教练,那么多运动员要他管理,他不可能对我的训练投入很多精力。没有人帮我进行有针对性的校正,这让我觉得找不到方向。我需要一个可以让我依靠的团队,国外的运动员大多拥有自己的团队,有人帮他们矫正每一个纰漏,根据他们的身体状况做定向定量的体能训练,甚至还有心理医生帮他们做心理建设。相比之下,我们国内的球员想要做出点成绩,基本全要靠自己的悟性了,加上国内总体水平与欧美国家还有很大差距,球员们接触不到一流的对手,对大赛缺乏经验和信心,这样闭门造车显然是行不通的。
顶级球员之间的竞争,很大层面上,也是心态的竞争,得人心者得天下,这句话在球场上也是说得通的。
我身边能帮上忙的只有姜山,而他还在武汉。我们之间还隔着十万八千里。
国家队曾经以我的名义聘请过托马斯教练来中国做指导,但事实上,他要负责全体队员的成绩,无暇分身为我做专门辅导。我一边要靠小米加步枪的打法去和国外装备精良的一流好手们过招,一边不断地承受着“不能打前十”的冷言冷语。我不知道自己怎么才能放松下来。
幸好还有姜山。
能遇到姜山,我觉得自己非常幸运。我们俩是一个整体,如果没有他,我也就不会成为我了。许多我身边的人都问我:你怎么这么听姜山的话?买衣服的时候,谁给建议我都觉得不踏实,只有姜山点了头,说“好看”,我才觉得:嗯,这件衣服果然好看。
这是一个长期养成的习惯。我非常依赖他,因为他给我足够的安全感。他在我心中代表着理性和坚强的意志,有他在身边,我就觉得自己还没有跌入谷底,还可以有翻身的机会。
为了我的比赛进行得顺利,姜山不得不想尽办法多陪伴我一些时间,他像是国家队的一个编外教练,不厌其烦地通过电话和网络对我进行各种劝导。只要条件允许,他会尽可能地观看我的比赛,然后对我提出一些合理建议。
在他的帮助下,我的状况略略好了一些。2006年5月7日,我连续第二年打进埃斯托利尔站的决赛,和队友郑洁实现了会师,这是WTA巡回赛决赛上首次出现的中国德比。
郑洁的先生也是网球圈内人,后来体制松动后,郑洁也选择了自己的丈夫做教练。能和队友在决赛相遇,我也很高兴,这意味着我们国家整体水平的提高。遗憾的是,在比赛之前我的肩伤复发,最后只能在决胜盘弃权,连续两年都是亚军。
网球在运动中算是相对安全的项目,但职业选手还是不可避免地会受伤,运动员身上基本都是伤痕累累的。再好的运动员在伤痛面前也束手无策。
认真算来,我的肩伤并不算严重,膝盖上的伤才是要命的。
但身体上的伤痛和精神上的重负比起来,又显得微不足道了。在我的职业生涯中,我不止一次见到伟大的球员被自己的伤痛击倒。球场对面的敌人容易击败,我们内心深处的敌人才是真正可怕的魔,当我们试图迈向更高境界时,我们首先要击败的,就是我们自己心中的对手,我们自己的心魔。
我在姜山的教导下,逐渐摸索出一些控制情绪的门道。我越来越熟悉自己的心魔,大多数时候,能跟它交手几个回合,或者相安无事了。
心态好了,运气也跟着好起来。我职业生涯中终于打赢了一个世界排名TOP10的选手。那是有着“瑞士精灵”之称的施耐德。施耐德比我大3岁零3个月,身材娇小,长了一张娃娃脸。中国人叫她“小龙女”,因为她右肩上有一个繁体“龙”字文身。费德勒少年时曾经为她当过球童。她和辛吉斯一样来自瑞士,少女时期即以高超的技巧脱颖而出。
我们是在2006年5月中旬举办的德国公开赛中相遇的。德国公开赛是在红土地上进行的比赛,总奖金有100多万。我在八进四的比赛中遇到了施耐德,她是个极有头脑的球员,左手打、正手拉、反手削,打法很适合红土,她最好的成绩也都是在红土场上取得的。许多世界高手,包括辛吉斯、卡普里亚蒂、达文波特、大小威、海宁都曾被她击败过。
这时我正被圈外人的评论困扰,很多人(尤以记者居多)说我“就是打不过世界前十”,这些话让我很难过,自己千辛万苦的付出非但没有得到大家的鼓励,反而被人指指点点,评头论足。有一段时间,我自己几乎也要相信这个说法了,因此在遭遇施耐德的时候,我并不是很有信心。
施耐德当时世界排名第9,她是左利手,每一拍的落点都变幻莫测,我被她调动着,几乎跑遍了球场的每个位置。第一盘就这么输掉了。
在这种情况下,我心情自然很郁闷,又要听一遍“就是打不过世界前十”的魔咒了吗?
当时我大脑里忽然一片空白,难说是解脱还是愤怒,我不再留意其他细枝末节,只管发力去打。最终我拿下了这场比赛。我上前与施耐德、裁判长握手,然后转身向观众挥手致意,那一刻我感觉气壮山河:我做到了!我可以打败前十的选手!
横在面前那么久的一道坎,终于迈过去了。长久以来横亘于胸中的闷气一扫而光,“不能打前十”的魔咒也对我不生效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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