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三十一章 STAYHUNGRY,STAYFOOLISH
法网夺冠之后,我又进入了低潮。
打美网,我首轮出局。
外界质疑的声音不断传来,焦灼、无助的心态如影随形,无论我走到哪里,我都可以看到体育版上的大字标题:李娜状态低迷。
这一次他们说对了。
我就在这种状态中迎来了中网,赛前两天我上吐下泻,我向组委会递交申请,希望能晚一天参赛,这样就可以有多一天时间调整。但WTA办公室的人说他们没有权力,中网已经把票全部卖出去了,我必须要打第一场。
那就打吧。
可以想象,在那种状态下,你对比赛的期望会落到史上最低:我唯一的希望是比赛尽快结束,这样我可以赶紧回到更衣室,让我不断翻腾的胃安静一会儿。
这之后的比赛就像龙套走场一样,我完全没有取胜欲望,我羞愧难当,因为我知道自己心中真正渴求的就是一件事:让比赛快点结束吧。
为什么?为什么会这样?
刚打完法网时,我自信心很强,甚至觉得自己还有信心拿第二个大满贯。但直到现在我的状态都不是很好。我不禁开始了又一轮的自我怀疑:为什么我每天训练都那么认真,比赛时还会频频陷入困境?
这段时间,我和我的团队都异常严肃,我们意识到:必须改变这种状况了。
美网结束后,我和莫滕森教练的合作也走到了尽头。虽然我们只合作了5个月的时间,但是这5个月却带给我美好的经历。莫滕森是位非常积极的人,任何事情他都会看到积极的一面,感觉在他的世界里就没有不好的东西。我们的合作开始于2011年的红土赛季,也是我们一起经历了法网冠军的瞬间。在合作期间,我觉得莫滕森对我更像是长辈对晚辈的疼爱,从来不会严厉地说话,永远都是心平气和地讲解技战术,从来没有见过他有不高兴的时候。可能我从小就是在挤压的环境下生活的,所以当你给我足够的空间发挥时,我反而控制不了我自己,也许是因为莫滕森给我太温和的环境,到最后,特别是法网过后,我都不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,导致最后不能合作。
他人非常好,什么事都依着我,我做的任何事情,他都可以从中找到积极的一面,但他没有明确指出我的弱点和错误在哪里,单纯的鼓励无法让我应对比赛中的险象环生,我需要一位能从技术上指导我的师长。
我从小成长的环境导致我非常需要别人推动我、逼着我,所有曾经推动我进步的人都具有类似性格。以前托马斯具有这样的能力,他一路鼓励我、指导我,在我需要鞭策的时候,他会毫不留情地督促我奋进,当我出现错误时,他也会尖锐地指出问题所在。但莫滕森为人太好了,他曾经说“我不希望这样,我希望你自己能做好,不是我告诉你你应该怎样做”。他觉得我们在球场上是合作关系,是朋友,是互相一起前进,并不是推着我前进。他对我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:“你要给你自己机会,让你去犯错。”因为他就觉得我是那种一旦出现失误就会特别懊恼的球员,他说:“你要想开,要给你自己犯错的机会,人不可能是完人,谁都会有发生错误的时候。”
但是记分牌可不会给我第二次机会啊。
我觉得很抱歉,莫滕森很好,但我们不适合。这很像男女之间谈恋爱,对方也许很好,也许很优秀,但就是和你不合拍,你们之间没默契。
我们最终友好地分了手。
“炒教练”这件事又在媒体上引起了轩然大波,我只好不停地向大家解释:这件事情没有那么严重,只是正常的工作交接而已。事实上,在我们运动员的圈子里,这也是件再普通不过的事情。找一个适合自己的教练,一点不比找一个适合自己的终身伴侣容易,大家在磨合期发现了问题,分道扬镳也是十分正常的。丹麦的沃兹尼亚奇的教练是她父亲,但在温网和美网连续失利后,沃兹的经纪人也表示他们准备更换教练----难道这意味着沃兹准备炒掉爸爸吗?当然不会!教练归教练,父亲永远是父亲,他们父女之间的感情不会因此受到影响,工作和生活不是一码事。
在莫滕森离开后,姜山又一次回到“教练”的位置上。
在训练场上,姜山又变回那个严厉的教练,不停地对我发号施令。
我自己也想去调整。但是训练场上不管他说什么,我都静不下心来听他的建议。他希望我按照他的要求去做,但我做不到。
从美网回来后,我回到家乡参加中网,仍然首轮出局。
WTA女选手拿到大满贯后,都会有一个低谷,到现在为止无一例外。但我内心仍然充满焦虑,我反复警告自己:必须!尽快!马上!从低谷里面走出来!
但无济于事,我依然在谷底徘徊,甚至会败给资格赛上的小将。
接下来还要打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的年终总决赛。我心中一片荒芜,我不知道在这种情况下我还怎么打,以及为什么打。
姜山说:你心态变化了。
其实我也知道这一点,但一直不愿意承认。没拿大满贯前,训练中别人说我,我会知道他们是为我好,我对他们的建议言听计从,对自己要求非常高,托马斯曾经赞扬我:“别的队员可能会将教练的要求执行到80%,甚至90%,但李娜是个自律甚严的队员,她可以做到100%。”但赢得法网冠军后,我开始有点满足了,儿时梦想,那么遥远的目标都达到了,我为自己状态不好找到了一个理由。我不知不觉间把自己的位置摆高了,态度与原来不一样了。
2010年澳网比赛前,我艰难地逆流而上,在腿还没有完全恢复的时候都能打赢比赛,那时我不停地受到“心态有问题”的指责,但我对自己有信心,我知道行外人可能不太了解竞技体育。人不可能永远处于亢奋之中,有高潮就有低潮,这很正常。在那种举步维艰的大环境下,我反而可以把自己逼到极限。
当拿到成绩后,我对自己过于宽容了。纵容自己这件事一旦开了头,后面就是无休止的退步,惰性得寸进尺地吞噬着以往的努力,最终,宽容变成了放任,我失去了对胜利的饥饿感。
同时,我对教练的话开始充满怀疑,当我们训练的时候,我自己的心思总是不停地冒出来:“我原来也是那样做的,不也拿到了大满贯吗?为什么你还说我做得不够好?”
姜山也是职业球员出身,曾经的全运会冠军,我们一起长大,他对我的问题和缺点非常了解。我知道自己该信任他,却没能摆正自己的位置,这也是导致我球场反应迟缓的问题----当对手进攻时,我不能果断地做出回击,反而把相当大的精力放在了与自己辩论这件事中。这一点非常清楚地反映在我的比赛中:连网球落地的弧线都变得犹豫不决、畏畏缩缩,充满了自我怀疑而且模棱两可了。
姜山和我一样明白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:大满贯是所有网球运动员至高无上的目标,所有打网球的职业选手都想拿大满贯。但80%----90%的球员拿过大满贯后,都会有一段时间的迷茫。因为要适应大满贯冠军的身份。这个身份适应包含理想构建、下一个目标、生活整个排序,以及对教练的选择认可、对生活欲望的基本要求。
一年之间加冕法网冠军,成为亚洲女子网球代表,签订了上亿元的商业合同,荣誉和巨额合同给首次登顶的我带来了巨大的压力,我无法坦然和释怀地接受这一切。
德约科维奇拥有无与伦比的技巧,但2007年拿大满贯后仍需要很长一段时间调整状态。我们最伟大的费德勒,第一年拿到温网冠军后,也是在第二年重新拿到温网冠军以后状态才恢复。罗迪克到现在这么多年也只拿了一个大满贯。萨芬2000年拿大满贯,5年后他才拿了第二个大满贯。他的回忆录中就写道:“我拿到大满贯后每天醉生梦死。”
这太正常了,当你完成人生目标时,其实是你生活最寂寞的时候。这是恐惧和担心产生的时候,因为完成了目标会想还可以做什么。
这些球员都是在20----22岁之间夺得大满贯,之后出现这样的结果。而我在29岁才第一次夺得大满贯,这意味着我已经为此奋斗了20年。没有一个人可以给我建议,因为没有人体会我的生活,也没有人理解我这样的生活,这一辈子是我自己一个人活出来的。我没有任何人的经验可以分享。我是多么羡慕威廉姆斯姐妹,或者萨芬和萨芬娜兄妹啊,他们一定可以分享彼此的感受,帮助对方尽快从迷茫中走出来,而我却像个孤独的旅行者,独自在浓雾中挣扎,我清楚地听到周围传来的咒骂和侮辱,却没有人能够告诉我,我该怎样做。
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头锁在笼子里的野兽,它好斗、易怒、偏激,伤痕累累、残暴无比。我习惯在比赛时打开笼门,让它出现助我一臂之力,当我的精神力量变得脆弱的时候,就会招致那只野兽的反噬。它不停地讥笑我、羞辱我,让我不断地为自己的失误痛哭流涕或是怨天尤人。
我只能自己试着去舒缓情绪,姜山会帮着我,他的陪伴让我感觉好受些。当我为自己的一个失误没完没了地惩罚自己时,他会默默陪着我,当我要求休息或者训练的时候,他也陪着我。
“我觉得她过得很辛苦,我能做的只是陪着她,适当给一些鼓励。”他对记者说。
他理解我心中深深的恐惧。
有些人恐惧父母离去,或者江郎才尽还有衰老。我比较恐惧的是怕以后会埋怨自己,就是在力所能及时没有努力做一件事,当没有机会再去做时,会责备年轻的自己。
我觉得我是很矛盾的一个人,两面性格反差很大。有时候我拼命地训练,把自己逼入体能的极限,有时却不禁想,都拿过大满贯了还这么拼命做什么?如果我这一阶段战况不错,我还可以压制住内心的争辩,不顺的时候,两个声音就会同时起来,像在与自己争夺自己。
我知道自己总有一天会打不了网球,对这件事,我原来是有一点怕的,特别是做手术的时候,我不停地想:如果康复不成功,再也打不了网球我会怎么样?
一个“我”会很高兴,终于可以不用再训练了,可以做那些自己一直想做该做的事情,但另一个自我还是觉得很难受,毕竟这一辈子在做这件事情,而且做到这个程度。真的很矛盾。
我曾经对朋友说过:我将来的理想是当个家庭妇女,姜山到哪儿我就到哪儿,这是我理想或者梦想的一种生活方式。但我也知道,完全当家庭妇女肯定会与社会脱节。我不希望看到自己落后于时代。这几年姜山全身心围绕着我转。我退役后,他去哪儿我就会跟着他去哪儿,不一定在武汉。如果他去北京,我就跟着去北京。姜山不喜欢小孩。他觉得小孩都太闹了,但我还是很渴望有孩子。
当我离开网球场时,我会和姜山讨论一些关于未来的规划:我们都一直很抵触将小孩交给父母带这件事。以前对国外的教育不了解,当我们有机会走出国门,看到国外的小孩的成长环境和教育方式时,我有一种被震撼的感觉。如果将来真的退役有了小孩,我一定是全身心自己带。小孩的第一个老师就是父母,我必须要亲手抚养自己的孩子。如果可能,我希望小孩受到与我们完全不同的教育,我不希望孩子进学校后受中国教育模式的影响。在中国做个孩子太难了,竞争者数量众多,资源有限,孩子们面临的竞争也越来越强,容易产生攀比心,价值观容易扭曲。我特别不喜欢这样的孩子。姜山也有同感。他觉得中国人的不自信是产生于家庭和教育,说得再实在一点,都是家庭造成的,因为父母老是告诉孩子要去做什么,什么事情都安排好了。而且父母们总是采用说教的形式,不停地对孩子唠叨:“你该洗漱了!”“你该睡觉了!”“学习去!”一切行为都是在大人的约束下形成的,小孩自己就不知道做一件事情是对还是错,就造成他的不自信,这是所有中国人都存在的问题,除非父母敢采取放养式教育。
中国小孩的不自信来自于父母。为什么外国人都比中国人自信?因为老外的孩子都是自己长大的。我们在国外待了很多年,大家都看到外国人怎么带孩子,对孩子的主动性从不约束。孩子会觉得,只要不是违法的,或是有严重错误倾向的,都可以去尝试一下,比如我今天选择打网球,或者选择读书、打篮球、玩游戏,他都会很自信地自己选择,然后去做。中国孩子永远遇事先想“我可不可以做”。这样长大以后,遇到事情都会根据惯性先问:“这样可以吗?行吗?”这两种状态出来的人是完全不一样的。同样读完大学、受过高等教育的学生,甚至同样读到研究生、博士生的孩子,学识也许相仿,但他们的内在修养差别极大,他们以后的发展也会完全不一样。
这种对自己负责的态度应该来源于父母,根本不是学校教的。学校教的只是知识。我们小学课本最开始告诉你:爱人民、爱祖国,到大学才教你:不要随地吐痰。这其实完全是错误顺序。我最恨自己打球时没有自信,长期在运动队,集体式的教育,导致自己做任何抉择时都总在犹豫,没有自信,不敢肯定这件事做得对不对、做完2后会得到什么结果。运动员们可能更会被这个问题困扰,因为自己要频繁面对输赢,从小面对的东西特别直接。教练喜欢通过比较来打击球员的自信,确立自己的权威地位,这也是不科学的。每个人都不一样,没有什么可比性。
现在我们俩的家里就基本不放奖杯,不放任何关于网球的东西。就是不想以后小孩会有“我妈妈是谁,我爸爸是谁”的优越感。我也不会刻意跟孩子说你妈妈原来是网球运动员。
如果把孩子养在国外的话,我们就必须跟着孩子过来。
我们俩想的是,小孩18岁以后自由选择一切,包括在哪里生活,我们都不会再去干扰他们的人生。我们看过王志文演的电视剧《天道》,里面有句话我们很同意:养儿不防老。如果我们要孩子,那一定是因为喜欢孩子,自愿对他尽义务,并不是等我们老了希望他来赡养我们。我们俩的想法是,等我们老了就去敬老院之类的地方,我们不希望给自己的小孩带来负担。
说来也怪,每当想到未来,想到我们的宝宝时,我的心情就会好转。
值得一提的是,我的朋友萨芬娜在美网结束后给我发了一条信息。就在我沮丧到完全不在状态的时候,萨芬娜给我发了一条短信:“我也有过同样的经历,很多人都说我怎么怎么不行,但是你一定要相信自己就是冠军。”
萨芬娜也经历过这种处境,清楚那种感受,有些人什么都不懂,却非常敢于评价别人,他们自己却完全没有追求梦想的经历,提出的观点非常主观。而萨芬娜不同,她曾是世界头号女单球手,她曾和我一样顶着伤痛战斗过,她对我所有的失望和痛楚都感同身受,她的鼓励给了我很大的精神力量。中国人说:“良言一语三冬暖,恶语伤人六月寒。”这话不假,在看到那条短信时,我确实感到心头有暖流涌动。无论何时何地,我都会记得她是我永远的朋友。
乔布斯去世后,很多人把他在斯坦福大学毕业典礼上致辞时的那句“STAYHUNGRY,STAYFOOLISH”当成座右铭。但很少有人真正知道,保持“饥饿感”,保持“愚蠢”是多么困难,又是多么重要。
夺得法网后,我参加了多项赛事,结果都是一轮游。当一切都降到谷底的时候,我反而重新拥有了信心。情况还能坏到哪去呢?这已经是最坏的时刻了。
进入2012年后,我的表现逐渐有了好转。
2012澳网举办时间是1月下旬,正是我们过年的时候。妈妈曾说最大愿望就是我能在家过春节,但我最终没能在家里陪伴她。对网球运动员来说,几乎每年的春节都要在墨尔本公园的骄阳下度过。
带着对重回巅峰状态的希望,我来到了澳洲,我一直认为这里是我的福地:炎热的澳洲夏日让我想起家乡,我第一次进入大满贯决赛就是在澳网。
这种信心一直延续到中国农历兔年除夕那天,我在1/8决赛中浪费了四个赛点,克里斯特尔斯赢得了比赛。
我的失望无以复加,我匆匆离开了澳洲。
可爱的“娜离子”们呼唤我忘掉不愉快,赶紧回家过年。为了感谢他们,龙年初一,我在微博上给粉丝留言:“今年的澳网结束,希望明年以更好的状态出现在澳网赛场上,明年见!中国新年快乐!”
之后,我刻意让自己从微博的世界和媒体的视野中消失掉,败军之将何以言勇。大年初六凌晨,我和姜山抵达深圳备战联合会杯。说起来这次澳网,倒是姜山收获了一项“世界第一”,在本届澳网官方网站组织的网坛“十大丈夫/男朋友”的评选中,他战胜了高尔夫巨星麦克罗伊和NBA球星武贾西奇等人,获评“第一老公”称号。他获奖的理由是:“姜山不仅是李娜的开心丈夫,也是她场边的教练,他经常受到大满贯妻子的怒视并成为其发泄对象。”
得知这个消息后我们俩大笑了一场。不管怎么说,新的赛季开始了,振作起来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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打美网,我首轮出局。
外界质疑的声音不断传来,焦灼、无助的心态如影随形,无论我走到哪里,我都可以看到体育版上的大字标题:李娜状态低迷。
这一次他们说对了。
我就在这种状态中迎来了中网,赛前两天我上吐下泻,我向组委会递交申请,希望能晚一天参赛,这样就可以有多一天时间调整。但WTA办公室的人说他们没有权力,中网已经把票全部卖出去了,我必须要打第一场。
那就打吧。
可以想象,在那种状态下,你对比赛的期望会落到史上最低:我唯一的希望是比赛尽快结束,这样我可以赶紧回到更衣室,让我不断翻腾的胃安静一会儿。
这之后的比赛就像龙套走场一样,我完全没有取胜欲望,我羞愧难当,因为我知道自己心中真正渴求的就是一件事:让比赛快点结束吧。
为什么?为什么会这样?
刚打完法网时,我自信心很强,甚至觉得自己还有信心拿第二个大满贯。但直到现在我的状态都不是很好。我不禁开始了又一轮的自我怀疑:为什么我每天训练都那么认真,比赛时还会频频陷入困境?
这段时间,我和我的团队都异常严肃,我们意识到:必须改变这种状况了。
美网结束后,我和莫滕森教练的合作也走到了尽头。虽然我们只合作了5个月的时间,但是这5个月却带给我美好的经历。莫滕森是位非常积极的人,任何事情他都会看到积极的一面,感觉在他的世界里就没有不好的东西。我们的合作开始于2011年的红土赛季,也是我们一起经历了法网冠军的瞬间。在合作期间,我觉得莫滕森对我更像是长辈对晚辈的疼爱,从来不会严厉地说话,永远都是心平气和地讲解技战术,从来没有见过他有不高兴的时候。可能我从小就是在挤压的环境下生活的,所以当你给我足够的空间发挥时,我反而控制不了我自己,也许是因为莫滕森给我太温和的环境,到最后,特别是法网过后,我都不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,导致最后不能合作。
他人非常好,什么事都依着我,我做的任何事情,他都可以从中找到积极的一面,但他没有明确指出我的弱点和错误在哪里,单纯的鼓励无法让我应对比赛中的险象环生,我需要一位能从技术上指导我的师长。
我从小成长的环境导致我非常需要别人推动我、逼着我,所有曾经推动我进步的人都具有类似性格。以前托马斯具有这样的能力,他一路鼓励我、指导我,在我需要鞭策的时候,他会毫不留情地督促我奋进,当我出现错误时,他也会尖锐地指出问题所在。但莫滕森为人太好了,他曾经说“我不希望这样,我希望你自己能做好,不是我告诉你你应该怎样做”。他觉得我们在球场上是合作关系,是朋友,是互相一起前进,并不是推着我前进。他对我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:“你要给你自己机会,让你去犯错。”因为他就觉得我是那种一旦出现失误就会特别懊恼的球员,他说:“你要想开,要给你自己犯错的机会,人不可能是完人,谁都会有发生错误的时候。”
但是记分牌可不会给我第二次机会啊。
我觉得很抱歉,莫滕森很好,但我们不适合。这很像男女之间谈恋爱,对方也许很好,也许很优秀,但就是和你不合拍,你们之间没默契。
我们最终友好地分了手。
“炒教练”这件事又在媒体上引起了轩然大波,我只好不停地向大家解释:这件事情没有那么严重,只是正常的工作交接而已。事实上,在我们运动员的圈子里,这也是件再普通不过的事情。找一个适合自己的教练,一点不比找一个适合自己的终身伴侣容易,大家在磨合期发现了问题,分道扬镳也是十分正常的。丹麦的沃兹尼亚奇的教练是她父亲,但在温网和美网连续失利后,沃兹的经纪人也表示他们准备更换教练----难道这意味着沃兹准备炒掉爸爸吗?当然不会!教练归教练,父亲永远是父亲,他们父女之间的感情不会因此受到影响,工作和生活不是一码事。
在莫滕森离开后,姜山又一次回到“教练”的位置上。
在训练场上,姜山又变回那个严厉的教练,不停地对我发号施令。
我自己也想去调整。但是训练场上不管他说什么,我都静不下心来听他的建议。他希望我按照他的要求去做,但我做不到。
从美网回来后,我回到家乡参加中网,仍然首轮出局。
WTA女选手拿到大满贯后,都会有一个低谷,到现在为止无一例外。但我内心仍然充满焦虑,我反复警告自己:必须!尽快!马上!从低谷里面走出来!
但无济于事,我依然在谷底徘徊,甚至会败给资格赛上的小将。
接下来还要打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的年终总决赛。我心中一片荒芜,我不知道在这种情况下我还怎么打,以及为什么打。
姜山说:你心态变化了。
其实我也知道这一点,但一直不愿意承认。没拿大满贯前,训练中别人说我,我会知道他们是为我好,我对他们的建议言听计从,对自己要求非常高,托马斯曾经赞扬我:“别的队员可能会将教练的要求执行到80%,甚至90%,但李娜是个自律甚严的队员,她可以做到100%。”但赢得法网冠军后,我开始有点满足了,儿时梦想,那么遥远的目标都达到了,我为自己状态不好找到了一个理由。我不知不觉间把自己的位置摆高了,态度与原来不一样了。
2010年澳网比赛前,我艰难地逆流而上,在腿还没有完全恢复的时候都能打赢比赛,那时我不停地受到“心态有问题”的指责,但我对自己有信心,我知道行外人可能不太了解竞技体育。人不可能永远处于亢奋之中,有高潮就有低潮,这很正常。在那种举步维艰的大环境下,我反而可以把自己逼到极限。
当拿到成绩后,我对自己过于宽容了。纵容自己这件事一旦开了头,后面就是无休止的退步,惰性得寸进尺地吞噬着以往的努力,最终,宽容变成了放任,我失去了对胜利的饥饿感。
同时,我对教练的话开始充满怀疑,当我们训练的时候,我自己的心思总是不停地冒出来:“我原来也是那样做的,不也拿到了大满贯吗?为什么你还说我做得不够好?”
姜山也是职业球员出身,曾经的全运会冠军,我们一起长大,他对我的问题和缺点非常了解。我知道自己该信任他,却没能摆正自己的位置,这也是导致我球场反应迟缓的问题----当对手进攻时,我不能果断地做出回击,反而把相当大的精力放在了与自己辩论这件事中。这一点非常清楚地反映在我的比赛中:连网球落地的弧线都变得犹豫不决、畏畏缩缩,充满了自我怀疑而且模棱两可了。
姜山和我一样明白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:大满贯是所有网球运动员至高无上的目标,所有打网球的职业选手都想拿大满贯。但80%----90%的球员拿过大满贯后,都会有一段时间的迷茫。因为要适应大满贯冠军的身份。这个身份适应包含理想构建、下一个目标、生活整个排序,以及对教练的选择认可、对生活欲望的基本要求。
一年之间加冕法网冠军,成为亚洲女子网球代表,签订了上亿元的商业合同,荣誉和巨额合同给首次登顶的我带来了巨大的压力,我无法坦然和释怀地接受这一切。
德约科维奇拥有无与伦比的技巧,但2007年拿大满贯后仍需要很长一段时间调整状态。我们最伟大的费德勒,第一年拿到温网冠军后,也是在第二年重新拿到温网冠军以后状态才恢复。罗迪克到现在这么多年也只拿了一个大满贯。萨芬2000年拿大满贯,5年后他才拿了第二个大满贯。他的回忆录中就写道:“我拿到大满贯后每天醉生梦死。”
这太正常了,当你完成人生目标时,其实是你生活最寂寞的时候。这是恐惧和担心产生的时候,因为完成了目标会想还可以做什么。
这些球员都是在20----22岁之间夺得大满贯,之后出现这样的结果。而我在29岁才第一次夺得大满贯,这意味着我已经为此奋斗了20年。没有一个人可以给我建议,因为没有人体会我的生活,也没有人理解我这样的生活,这一辈子是我自己一个人活出来的。我没有任何人的经验可以分享。我是多么羡慕威廉姆斯姐妹,或者萨芬和萨芬娜兄妹啊,他们一定可以分享彼此的感受,帮助对方尽快从迷茫中走出来,而我却像个孤独的旅行者,独自在浓雾中挣扎,我清楚地听到周围传来的咒骂和侮辱,却没有人能够告诉我,我该怎样做。
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头锁在笼子里的野兽,它好斗、易怒、偏激,伤痕累累、残暴无比。我习惯在比赛时打开笼门,让它出现助我一臂之力,当我的精神力量变得脆弱的时候,就会招致那只野兽的反噬。它不停地讥笑我、羞辱我,让我不断地为自己的失误痛哭流涕或是怨天尤人。
我只能自己试着去舒缓情绪,姜山会帮着我,他的陪伴让我感觉好受些。当我为自己的一个失误没完没了地惩罚自己时,他会默默陪着我,当我要求休息或者训练的时候,他也陪着我。
“我觉得她过得很辛苦,我能做的只是陪着她,适当给一些鼓励。”他对记者说。
他理解我心中深深的恐惧。
有些人恐惧父母离去,或者江郎才尽还有衰老。我比较恐惧的是怕以后会埋怨自己,就是在力所能及时没有努力做一件事,当没有机会再去做时,会责备年轻的自己。
我觉得我是很矛盾的一个人,两面性格反差很大。有时候我拼命地训练,把自己逼入体能的极限,有时却不禁想,都拿过大满贯了还这么拼命做什么?如果我这一阶段战况不错,我还可以压制住内心的争辩,不顺的时候,两个声音就会同时起来,像在与自己争夺自己。
我知道自己总有一天会打不了网球,对这件事,我原来是有一点怕的,特别是做手术的时候,我不停地想:如果康复不成功,再也打不了网球我会怎么样?
一个“我”会很高兴,终于可以不用再训练了,可以做那些自己一直想做该做的事情,但另一个自我还是觉得很难受,毕竟这一辈子在做这件事情,而且做到这个程度。真的很矛盾。
我曾经对朋友说过:我将来的理想是当个家庭妇女,姜山到哪儿我就到哪儿,这是我理想或者梦想的一种生活方式。但我也知道,完全当家庭妇女肯定会与社会脱节。我不希望看到自己落后于时代。这几年姜山全身心围绕着我转。我退役后,他去哪儿我就会跟着他去哪儿,不一定在武汉。如果他去北京,我就跟着去北京。姜山不喜欢小孩。他觉得小孩都太闹了,但我还是很渴望有孩子。
当我离开网球场时,我会和姜山讨论一些关于未来的规划:我们都一直很抵触将小孩交给父母带这件事。以前对国外的教育不了解,当我们有机会走出国门,看到国外的小孩的成长环境和教育方式时,我有一种被震撼的感觉。如果将来真的退役有了小孩,我一定是全身心自己带。小孩的第一个老师就是父母,我必须要亲手抚养自己的孩子。如果可能,我希望小孩受到与我们完全不同的教育,我不希望孩子进学校后受中国教育模式的影响。在中国做个孩子太难了,竞争者数量众多,资源有限,孩子们面临的竞争也越来越强,容易产生攀比心,价值观容易扭曲。我特别不喜欢这样的孩子。姜山也有同感。他觉得中国人的不自信是产生于家庭和教育,说得再实在一点,都是家庭造成的,因为父母老是告诉孩子要去做什么,什么事情都安排好了。而且父母们总是采用说教的形式,不停地对孩子唠叨:“你该洗漱了!”“你该睡觉了!”“学习去!”一切行为都是在大人的约束下形成的,小孩自己就不知道做一件事情是对还是错,就造成他的不自信,这是所有中国人都存在的问题,除非父母敢采取放养式教育。
中国小孩的不自信来自于父母。为什么外国人都比中国人自信?因为老外的孩子都是自己长大的。我们在国外待了很多年,大家都看到外国人怎么带孩子,对孩子的主动性从不约束。孩子会觉得,只要不是违法的,或是有严重错误倾向的,都可以去尝试一下,比如我今天选择打网球,或者选择读书、打篮球、玩游戏,他都会很自信地自己选择,然后去做。中国孩子永远遇事先想“我可不可以做”。这样长大以后,遇到事情都会根据惯性先问:“这样可以吗?行吗?”这两种状态出来的人是完全不一样的。同样读完大学、受过高等教育的学生,甚至同样读到研究生、博士生的孩子,学识也许相仿,但他们的内在修养差别极大,他们以后的发展也会完全不一样。
这种对自己负责的态度应该来源于父母,根本不是学校教的。学校教的只是知识。我们小学课本最开始告诉你:爱人民、爱祖国,到大学才教你:不要随地吐痰。这其实完全是错误顺序。我最恨自己打球时没有自信,长期在运动队,集体式的教育,导致自己做任何抉择时都总在犹豫,没有自信,不敢肯定这件事做得对不对、做完2后会得到什么结果。运动员们可能更会被这个问题困扰,因为自己要频繁面对输赢,从小面对的东西特别直接。教练喜欢通过比较来打击球员的自信,确立自己的权威地位,这也是不科学的。每个人都不一样,没有什么可比性。
现在我们俩的家里就基本不放奖杯,不放任何关于网球的东西。就是不想以后小孩会有“我妈妈是谁,我爸爸是谁”的优越感。我也不会刻意跟孩子说你妈妈原来是网球运动员。
如果把孩子养在国外的话,我们就必须跟着孩子过来。
我们俩想的是,小孩18岁以后自由选择一切,包括在哪里生活,我们都不会再去干扰他们的人生。我们看过王志文演的电视剧《天道》,里面有句话我们很同意:养儿不防老。如果我们要孩子,那一定是因为喜欢孩子,自愿对他尽义务,并不是等我们老了希望他来赡养我们。我们俩的想法是,等我们老了就去敬老院之类的地方,我们不希望给自己的小孩带来负担。
说来也怪,每当想到未来,想到我们的宝宝时,我的心情就会好转。
值得一提的是,我的朋友萨芬娜在美网结束后给我发了一条信息。就在我沮丧到完全不在状态的时候,萨芬娜给我发了一条短信:“我也有过同样的经历,很多人都说我怎么怎么不行,但是你一定要相信自己就是冠军。”
萨芬娜也经历过这种处境,清楚那种感受,有些人什么都不懂,却非常敢于评价别人,他们自己却完全没有追求梦想的经历,提出的观点非常主观。而萨芬娜不同,她曾是世界头号女单球手,她曾和我一样顶着伤痛战斗过,她对我所有的失望和痛楚都感同身受,她的鼓励给了我很大的精神力量。中国人说:“良言一语三冬暖,恶语伤人六月寒。”这话不假,在看到那条短信时,我确实感到心头有暖流涌动。无论何时何地,我都会记得她是我永远的朋友。
乔布斯去世后,很多人把他在斯坦福大学毕业典礼上致辞时的那句“STAYHUNGRY,STAYFOOLISH”当成座右铭。但很少有人真正知道,保持“饥饿感”,保持“愚蠢”是多么困难,又是多么重要。
夺得法网后,我参加了多项赛事,结果都是一轮游。当一切都降到谷底的时候,我反而重新拥有了信心。情况还能坏到哪去呢?这已经是最坏的时刻了。
进入2012年后,我的表现逐渐有了好转。
2012澳网举办时间是1月下旬,正是我们过年的时候。妈妈曾说最大愿望就是我能在家过春节,但我最终没能在家里陪伴她。对网球运动员来说,几乎每年的春节都要在墨尔本公园的骄阳下度过。
带着对重回巅峰状态的希望,我来到了澳洲,我一直认为这里是我的福地:炎热的澳洲夏日让我想起家乡,我第一次进入大满贯决赛就是在澳网。
这种信心一直延续到中国农历兔年除夕那天,我在1/8决赛中浪费了四个赛点,克里斯特尔斯赢得了比赛。
我的失望无以复加,我匆匆离开了澳洲。
可爱的“娜离子”们呼唤我忘掉不愉快,赶紧回家过年。为了感谢他们,龙年初一,我在微博上给粉丝留言:“今年的澳网结束,希望明年以更好的状态出现在澳网赛场上,明年见!中国新年快乐!”
之后,我刻意让自己从微博的世界和媒体的视野中消失掉,败军之将何以言勇。大年初六凌晨,我和姜山抵达深圳备战联合会杯。说起来这次澳网,倒是姜山收获了一项“世界第一”,在本届澳网官方网站组织的网坛“十大丈夫/男朋友”的评选中,他战胜了高尔夫巨星麦克罗伊和NBA球星武贾西奇等人,获评“第一老公”称号。他获奖的理由是:“姜山不仅是李娜的开心丈夫,也是她场边的教练,他经常受到大满贯妻子的怒视并成为其发泄对象。”
得知这个消息后我们俩大笑了一场。不管怎么说,新的赛季开始了,振作起来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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